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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资可信股票配资门户张惠雯：文学写作要达到的深度，无非是人心的深度

发布日期：2024-10-18 23:30 点击次数：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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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惠雯

如果将小说写作视为一门手艺，那么张惠雯无疑是近年来短篇小说“手艺人”中的佼佼者。

1978年，张惠雯出生于河南的一个县城。后来，张惠雯考入新加坡国立大学，旅居海外的生活激发了她用母语写作缓解乡愁的冲动。一出手，张惠雯就两次获得新加坡国家金笔奖，其中一篇作品被余华推荐给了《收获》，由此正式踏入了文学圈。2010年，张惠雯移居美国，写作也逐渐由早期的带有先锋色彩转向了写实，主要围绕着移民和还乡这两个题材。

在《在南方》《在北方》中，张惠雯聚焦移居美国的华人群体，讲述他们面临的情感、婚姻、性别等问题，呈现日常生活蕴藏的精神困境。在《飞鸟和池鱼》《两次相遇》中，她回望故乡的县城生活，以“归来者”的眼光记录面对故乡的复杂情绪，展现中国式县城的真实生存图景。有奖项评委如是评价她的写作：“她对情绪的精准把握和对场景的精确书写让人过目难忘。几近完美的小说技术，使得她的小说具有教科书般的示范意义，也让她成为一个让人尊敬的小说家。”

相比之前的移民作家，张惠雯的写作跳脱了身份焦虑和文化冲突等常见的主题。对阅读着翻译文学长大的张惠雯而言，西方文化带来的文化差异冲击其实并不强烈，她更关注人类共通的精神状态，“我主要写的是人，而人的情感、内在精神世界，这些东西就是永恒的、超越时代的。”

回望二十余年的短篇小说写作生涯，张惠雯偶尔也会感慨自己写了这么久。现在，张惠雯居住在美国波士顿，一边照顾孩子，一边专职写作。谈及写作的意义，张惠雯表示：“我希望读者在此（阅读）过程中感受到一些东西，无论是关于审美的，还是关于生活与人性的，无论如何，那都是一种自我发现。写作对我来说也是自我发现和确认，同时也是对世界、对人的发现和确认。对我来说，写作就意味着‘意义’。”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张垚仟

注重人之所以为人

之所以可爱的关键

读品：我们从你的新作《美人》谈起。美貌并没有让何丽、丽娜、红霞三位县城美人过得顺遂，但她们始终在意活着的姿态，小说结尾时，她们也许并没有过上最初想要的生活，但内心已经达成了和解。为什么设置这样的结局？能感受到你始终让自己笔下的角色有尊严地活着。

张惠雯：我不知道她们内心是否已经与自己达成和解，但她们至少坚强而平静地生活着。人生大多就是这样，无论经历过什么起伏波折，最终归于平静，有时未必是刻意的、自我达成的和解，也可能就是时光的安抚或别的什么。我还是尊重这种生活本身的逻辑。我写人物时确实注重他们身上的“光”，我觉得这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可爱的关键所在。

我赞同福克纳所说的，作家应该去写那些人类的古老美德：爱情、荣誉、怜悯、尊严、同情和牺牲……能捕捉、描绘出其中一两样就足够了。我不喜欢去写一无是处的人或是全然的漆黑和绝望，因为对我来说，那没有意义。我想，我还是有点儿顽固的人文主义思想，尽管人的很多行为当然会让我失望，尽管深知什么是罪恶、黑暗，但我依然对人性保留着一些明朗的看法。这种希望像一缕光，我觉得非常重要。而且，我在现实生活中确实能看到不少身上有美好品质的人，善良的、慷慨的、热情的……所以我觉得我的看法并非自欺欺人。

读品：三篇小说中都有“我”的视角，“我”对美人的理解、同情与亲近，与县城人们的偏见和冷峻形成了对比。为什么设置“我”的视角？

张惠雯：这个视角里有我的一部分视角，但不是我。“我”是作者杜撰的一个男孩儿，具有一定的好奇心，也敏感，借助他的童年、少年视角，以及成年后的回望视角，我可以更好地讲述这个故事。我比较喜欢在小说里使用“我”的第一人称视角，因为它可以让小说的抒情氛围更浓，使小说的层次更丰富，也可以在审美上达到某种“印象主义”的效果。存在着一双“真实”的眼睛在关注、在观看，这本身是一件很美的事。譬如，在电影《西西里的美丽传说》里，有这么一个男孩儿作为“见证者”，他的存在非常重要。为什么会有“印象主义”的效果？因为读者知道，“我”的观察其实并非纯粹客观的，它是主观的印象。另一方面就是层次感：美人们在生活，“我”在观看、倾听，而读者再通过“我”的叙述、“我”的旁观进入美人的生活……这中间的层次关系使读者的感觉有别于直接阅读一个第三人称故事。

《美人》

张惠雯著

中信出版集团

读品：《美人》中的很多地方都流露出你对过去的眷恋，写作《美人》中的三个短篇，你主要想表达什么？

张惠雯：我对童年的事记得很清，也可以说因为眷恋吧，我的童年很幸福，很丰富多彩。《美人》肯定和这种眷恋有关。我是我们家里最小的孩子，我成长过程中很熟悉哥哥姐姐的那些朋友。在我小时候，他们都是些很漂亮的年轻人，他们的样子、有关他们的听闻……这构成我生活的一部分。现在他们都老了。有时在街上再见到他们，我会生出很深的感慨。我记得我看贾樟柯的《山河故人》，看到最后一幕，赵涛饰演的老去的女主人公在雪里跳他们上个世纪80年代流行的舞，我一下子就被击中了，眼泪流下来。我想到我的哥哥姐姐们那一代人，以及他们那些美丽的、老去的朋友。《美人》里的人物，其实就是他们那代人，故事里的男男女女身上投射着我记忆中的这些人的影子。就像我在《美人》的序里所说，它就像我写给故乡的一首抒情诗，故乡，它不仅是一个地方，它也是过往的人事和记忆。

全球化浪潮中长大的作家

对西方文化的陌生感并不强

读品：“县城”是你的小说中常见的故事背景之一，童年在河南县城的生活经历怎样影响了你？

张惠雯：我完完全全是在县城长大的，我出生在县城，在我十七岁去新加坡之前，我从未在乡村、小镇或是大城市长住过，我一直住在县城。我对县城的生活方式、人情世故甚至政府机关都很熟悉。县城的人群不像在城市里那么疏离，也不像在乡村里那么近。人群的距离和密度恰好产生流言和围观。所以，县城里各种流言很多，每个流言、轶闻背后都是故事。而在县城这样的熟人社会里，人会处在“被观察”的状态下。这样一种密度和张力其实很能催生故事和想象。

《飞鸟和池鱼》

张惠雯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读品：抛开故事的外壳，“情感”一直是你叙事中的核心和重要元素。相比激烈的情感冲突，你更关注人物内心情感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写作旨趣？

张惠雯：任何发生的事，无论多么激烈、曲折，如果不能作用于人的内心，不能使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波动，又有什么意义呢？文学写作要达到的深度，无非是人心的深度。如何捕捉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我想，首先是同理心吧，这个是小说作者最必需的品质之一——能够共情他人，共情你小说中的每个人物。剩下的就是全然真诚地去描述。

读品：“写作者无论生活在哪里，其实多多少少都像个‘身居国外’的人——他既有异乡人的好奇心，同时也保持着一定程度的陌生感和疏离，习惯于旁观、揣摩、沉思。”创作谈中的这句话呼应了你这些年来的生活经历，辗转于不同国家的生活经历对你的写作而言意味着什么？这种跨国界的经历，是否让你对人类共通的精神困境有更深的认知？

张惠雯：你说得对，对不同文化的经历、理解，应该会让我对人类共通的精神有更深的认知。现在，对于我来说，西方人和东方人共通的东西更多。譬如我看西方人或者外国人，“西方”或“外”这样的区别性的东西常常是被我忽略了，我更倾向于感觉他们和我们一样。也可能是我在国外生活太久了，对那种区别性的东西不敏感了。所以我很少写西方人给我的文化差异冲击之类的东西，那种《北京人在纽约》式的、当年出国潮那代作家所写的强烈差异、他们对西方所具有的强烈好奇心和新鲜度，我并没有。我从小是读翻译文学长大的，在我年少时，我读过大量的西方文学，然后我在新加坡读大学，那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地方，那里的大学教育完全是西方式的，所以我对西方文化并没多么强烈的陌生感，我也很适应那种生活方式。我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不是指我对当地文化的陌生感，而是我对于自己身为“外国人”的自知。我很清楚，对于周围的人来说，我是一个陌生人、外国人，而且我在此地无亲无故，没有人际关系网或什么圈子，我是孤独的。但这种孤独感并不坏，它对写作来说还很重要。我喜欢引用波兰诗人扎加耶夫的一段诗来形容这种感觉：

身居国外是美妙的，有一种冷淡的快乐。

黄色灯光点亮岸边的窗户

（那里有真实的神秘：他人的生活）。

爱、希望、尊严、同情

都能成为小说家的一粒种子

读品：评论家和作家普遍赞赏你纯熟的小说写作技艺。关于写作技艺，你是如何从自发走向自觉的？目前在写作方面，你觉得自己正面临什么困惑或难关吗？

张惠雯：我觉得写作的技艺就是竭尽全力让一个句子呈现出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抹去刻意的、技艺的痕迹。可能和我的阅读口味有关，我从一开始写作时就有这样的要求，只是做到做不到的问题。当你写得更多、更好一点儿，你就离这要求更近一点儿。

我目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困惑或难关，有时候会有点儿迷惘，因为想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寻找一些新的、具有激发性的东西。我想，每个作者可能都经历过这样的苦闷：你看前辈大师的作品，觉得其实自己什么都不用写了，因为最好的东西已经被写过了。但无论如何，你最后仍是会写下去。谁让你喜欢写呢？

读品：你说自己往往需要“别人的故事”来写作，故事中哪些点会触动你？具体体现在你的哪部作品中？

张惠雯：有时候别人给我讲了跌宕起伏、充满悲欢离合的故事，我却没有被打动，或者说，我作为一个普通人可能被打动了，但作为一个小说家却没有被打动，因为那个故事没有激发我想写什么的欲望。有时候，一个小细节却能引发我的联想，所以我在一篇创作谈里提到，小说家需要的不是一棵大树，而是一粒种子。至于他人的故事里有什么东西能够触动我，我想，应该是和我所重视的那些价值、品质相关的东西，譬如，关于爱、关于希望、尊严、同情等等。这类根据他人的故事催生出的小说太多了，基本上，《在南方》《在北方》这两个小说集里的小说都是来自于他人的故事。相比而言，《美人》里的故事则更属于自己。

《在北方》

张惠雯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读品：你眼中优秀短篇小说的标准是什么？有哪些作家或作品对你的写作影响深远？

张惠雯：引用作家康拉德的观点，我觉得好的小说要能够唤醒人的感受力。通俗一点儿说，就是它要能够拨动心弦，能把那些在日常生活里麻木或沉睡的感觉给惊动。另外，我觉得它要有像音乐一样的回旋性，不是看完就能抛诸脑后的，而是看完后很久仍有什么东西存留下来，在你脑海里盘旋不去，是小说里的几句对话也好，是某个画面场景也好，总之是不肯熄灭的东西。最后，我还会提到耐读性。“耐读”，这听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其实是非常难达到的。只有功力最好的小说家才能让自己的小说耐读，经得起一读再读。很多小说都是读完一遍就不会再想读。

影响我最深的是处在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过渡时期的一些作家，他们开启了现代性，探索现代人的心灵，但他们的作品又具有深邃、丰厚的古典性。如果非要说出其中的几个名字，我会想到福楼拜、契诃夫、亨利·詹姆斯、乔伊斯……对我来说，最伟大的长篇小说是《包法利夫人》，而影响我最深的短篇小说，我会想到契诃夫的很多篇小说，以及乔伊斯的《都柏林人》。